— 莫拉維亞
母親擡起腿，女僕為她穿上絲襪。在那個時代，「夫人」們都是由貼身女僕伺候著穿衣。不過，我們只是很普通的一個資產階級人家。今天要想過那樣的生活就非得很富裕才行。那時的人工相當廉價。我們還有司機、廚娘以及她的丈夫。我自己先後有過法國籍和英國籍的家庭教師，她們教我語言。有點喜好權威的母親對待僕人相當嚴格，而且常常很快就會將他們攆走。談到女傭時，這位普通的資產階級婦女會毫不顧忌的說：「她們跟我們不同種。她們有她們的習慣。」她的運氣不佳，一個貼身女僕曾經席捲了她所有的珠寶。甚至把父親剛送給母親，連錢都還沒有付清的那只金戒指也一起拿走了。對於資產階級的人們來說，這是教人相當心痛的事情。
我們全家人都率直，甚至莽撞，這和老祖先們的農家出身有關，母親的斯拉夫血統也有影響。義大利人較為含蓄，他們與人相處比較謹慎。我是家中第一個比較像義大利人的。母親把平民和資產階級分得很清楚。她認為王子就是王子。我認為世上有兩種類型的人：一種是那些認為大將軍就是大將軍的人，另一種則認為大將軍也是有情感的人。不過與其他的資產階級婦女相比，她已經算是不錯的了，因為她並非完全屬於資產階級。她應該算是處在邊緣上的人。她試著將資產階級的所有缺點貼在自己身上，但實際上她仍然相當純樸。她非常天真，很容易受騙。
我的母親叫吉娜（Gina），在安孔（Ancone）出生，家中兄弟姊妹共九人。她的父親是公務員，一位非常單純、令人喜愛的人。母親二十二歲時嫁給了一位比她大二十歲的威尼斯建築師。婚後一年母親生下我。這一年，父親也把家遷至羅馬。母親很傷心地丟下她那些要花漫長時間才能建立起關係的社交圈子。她喜歡社交生活，追求浪漫─母親也有某些「包法利性格」（指如同法國作家福樓拜的名著《包法利夫人》中女主角對現實環境不滿，一意追求夢想中之幸福燦爛等等性格。譯註）。父親卻相反，他很害羞，不好表現。幸虧母親的「包法利性格」因著她自己「鄉土」本質而得以修正，所以儘管她對她自己和孩子們都抱有野心，卻始終是一位單純的女性。
她喜歡打扮，經常找裁縫師傅做漂亮衣裳。這應該是她最具獨創性的一面。事實上，我對母親最早的一個印象，就是有一天在她出發去歌劇院之前，穿著晚禮服來到我床邊與我吻別，我還將她的煤玉項鍊拿到嘴裡吸著玩。我也還記得我們到海邊時她戴的那頂綴滿了草莓和小鳥的草帽。
或許她並不快樂，因為她一直夢想著更燦爛的生活，不過她也沒有因為她那只能算是富裕而已的生活感到不幸。每當人們問及我的家庭、我的母親是否正常的時候，我總是回答不正常的是我。我想就父母來說，孩子總是不正常的。
母親應該還算漂亮，一張和我一樣的方臉。她並沒有全心照顧她的家。而且我們之間很少交談。父親每天一用完午餐就不見蹤影，沒人知道他在那裡。母親如果不去找她的裁縫師傅，就會去拜訪朋友。我在九歲到十七歲這當中，因為骨骼方面的病症，經常不是躺在家裡的床上，就是住在療養院裡，從來沒有上過學。
說實在的，我和母親的關係就像一個孩子跟一個不相干的人的關係。我們對於家庭沒有依戀與崇敬。我們家裡沒有任何特別的溫暖。父母只是和譪而已。母親做她份內的事，父親是位好爸爸─以他的方式。從來沒有看到他把心中的情感或思想毫不保留的表達出來。他經常悶聲不響，要不然，偶而會為了丁點小事大發一場脾氣。通常他並不和母親進行論戰，有問題他就走開。生活上，父親喜歡單純，母親喜歡熱鬧。至於飲食，父親喜歡鄉土，母親喜歡精緻。二人完全不同，一個保守，一個激進。母親有時會打妹妹耳光，可從來沒有打過我。我卻挨過父親的耳光，而且他手上的戒指弄得我很痛。
我有兩個妹妹和一個比我小七歲的弟弟。每年我們都到地中海沿岸度假，我還記得很清楚母親在沙灘上穿著泳裝的樣子。很有趣的一件事是一九一六那一年，身穿藍色服裝從羅馬出發的我，到了維亞吉奧（Viareggio）時竟然全身變成灰白，因為公路還沒有舖上柏油。
母親不懂藝術，但是她很希望有些藝文修養，可惜並沒有很成功。她的努力很明顯地表露在她使用諺語的癖好上。義大利人喜歡使用諺語。沒有任何證據足以說明父母親喜愛音樂，但是他們去看戲、去聽歌劇，因為他們有長期的票子。看完後，母親會像真正的「布爾喬亞」一般地談她看到的戲和人。
她一直希望我能成為一位外交官。有一天，那時我在療養院裡，當我決定不要唸書做學問時，她哭了。對她來說，這打擊實在太大。
十五歲那年，我解開了和母親以及和家人間的鎖鏈。彷彿是為了要做一種告別的儀式，我開始寫一本有關一個家庭（不是我的家庭）的小說《冷漠的人們》（Les Indifférents）。一個看來算是令人相當反感的家庭，但實際上它卻是一個很正常的家庭。只是它是透過一個狂怒的、不喜歡家庭生活的男孩─我─的目光。是我不正常。因為寫作的人要比其他的人敏感，因為就事實而言，藝術要求一種極端的感性。似乎與頭腦無關。總之，藝術家是相當接近事物的表面，他和事物之間有一種感覺和感性的關係。藝術家不是思想家，不是哲學家，也不是宗教家，他只是一個感性的人。我沒有說「官能性的」（sensuel），這個字不足以表達我的意思。我說的感性的人是從一開始他就具有一種天生的對世界的看法，這種看法可以使一切走樣。我是過度的感性，當我寫《冷漠的人們》的時候，大家都批評我不愛家庭生活。所以不正常的是我。在家裡，並沒有什麼令我反抗的或是觸犯了我的，它只是讓我覺得無聊。我不喜歡家中的氣氛。雖然一切都很正常，大家坐下來吃飯，父親吃，母親也吃，光是大家坐下來一起吃飯這件事就令我心煩。
我很早就開始寫作，甚至在這以前，當我獨自臥病在床的時候。為了打發時間，我會跟自己講自己編的故事和小說。常常兩天之後，我會把說過的小說再重新編排。母親並不知情。她知道我是她的孩子，她很愛我，可是我從來沒有覺得她很熱情過。
小說家是天生的，作家是後天的。意思是說有人天生就有敘述謊言的傾向。而要成為作家則須透過感性和研究。我是天生的小說家。我具有小說家的兩項特質：說故事以及與事實完全的分離，這是近乎一種精神分裂的狀況。我對週遭的人，總是讓自己站在他們的立場，我希望瞭解他們心中想些什麼。我真正開始學習寫作是從我的第一本小說。我把自己放在我父母親的位置上。我把自己放入到母親的心裡，我瞭解到了她的痛苦，她偶而的優傷，她偶而和父親─他不能分享她的野心、她對生命的衝勁、以及對生命力的需要，她的這種需要可能比外表看來還要強烈得多─的爭吵。
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刊在名為「九百」（Nove cento）的一個法、義雜誌上。是個短篇，篇名為《高級妓女的厭倦》（Lassitudes de courtisanes），述說一個十六歲的男孩離開比他年紀大了許多的情婦。是我所寫的短篇當中非常好的一篇。母親也讀了這個故事。實際上，我所有印刷出來的作品，她都看過，但是我不認為她懂得多少。她對文學並沒有特別的修養和看法，她看的書通常都是請書店推薦的。
我從來沒有寫過母親。我們不能談我們不認識的人或物。ㄧ個作家想要談他的母親，他應當對他的母親有很清楚的瞭解。我小說中的人物、情節都是出自想像。以前我是「表現主義派」（Expressionnisme）的作家，現在比較不那麼強烈了。在我的著作裡，有非常多的母親。或許我也有戀母情結？我的每本小說裡都有一位母親，至於父親，我只在最近的一本書裡描寫過。我小說中的母親經常是可笑的，就像在《冷漠的人們》裡面的母親，但是也有令人感動的母親，就像在《來自羅馬的女人》（La Belle Romaine）這本小說裡的母親。我和普魯斯特（Proust，1871─1922，法國文學大師，代表作為《追憶似水年華》。譯註）之間有很大一段的距離，當人們問他令他最不愉快的事情是什麼的時候，他總是回答「和媽媽分開」。
《冷漠的人》出版後相當成功。為此感到驕傲的我，也感受到父母親的驚訝。以後，不懂文學的母親─她遠不是一個壞人，只是多疑─建議我不要把小說的主題告訴我的朋友們，她擔心會被他們搶走。她一直認為人性本惡。我之所以會在十二歲讀杜思妥也夫斯基，十四歲讀藍波（Rimbaud，1854─1891，法國天才型詩人。譯註），就是因為她老把我當小孩看，我覺得那是很羞辱人的事。她不是一個講究精神層面的人，她完全就事論事。她所受教育不多。她會說法文，做過打字員─這是為什麼父親會認識她。她以我的作家身分為傲，不過並不是她對這種職業有所偏好，倘若我是一位好律師或好牙醫，她同樣也會感到驕傲。
我一直和父母生活到三十三歲，雖然我覺得這是很愚蠢的事，但我經常都在病中，無法工作。身體好的時候，我就旅行，遠離法西斯的義大利。我到過中國、埃及、美國、印度。從中國寄給母親的電報她都保留了下來。或許母親對我的感情比表面上看來要強烈？
我三十三歲時結婚。身無分文。娶的是一位後來很有名的年輕作家： Elsa Morante。是墨索里尼的告解神父在教堂幫我們主持的婚禮。一位教人不喜愛的神父，平日他替我妻子辦告解時，總是扯高了嗓門，在他那巨大的教堂裡。有時他會寫信給她叫她不要再寫作，要她找個打字員的工作。結婚那天，母親和Elsa就發生了激烈口角。母親想給Elsa一些建議，Elsa無法忍受。她們的關係就這樣破裂了，從此再沒有見過面。她說：「有的人有靈魂，有的人卻沒有。你母親就沒有。」其實她誤解了。母親有靈魂，跟所有的人一樣。只是她沒有受很多教育，凡事看得比較近。這正是讓Elsa受不了的地方，她覺得最可怕的事就是「現實」。母親應該很喜歡我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一位很有名的作家： Dacia Maraina。我現在的妻子Cormen Llera也是作家—很有意思的命運，則沒有見過母親。
母親是八十九歲過世的，當時我正在外地旅行。她死前八天我曾去看過她，那時我常去看她。她變得像個小女孩，一張臉跟蘋果一樣。我問她：「好不好？」她說：「很好。醫生說我很好。」她死得很平靜。
晚年母親很虔誠地信奉天主，經常去教堂，辦告解、領聖體。但是她不迷信。她家裡曾出過一位教宗─Pie Ⅷ，就是斯湯達爾（Stendhal，1783─1842，法國十九世紀重要作家，代表作為《紅與黑》。譯註）在他的《義大利遺事》（Les chroniques italiennes）裡提到那位一八二九年在不知該安插什麼人的情況下被選出來又老又蠢的教宗。他在位一年便離開了人世。
很奇怪的是，從來不遠行的她，竟然在她的晚年，和一位女友請了司機開著賓士遍遊歐洲。她過世時沒有留下任何錢財，生前她都用來享受人生了。死前的兩年，她給了我一小盒的金幣。很可能是覺得把它們交給我要比把它們帶到棺木裡好吧！她跟小孩一樣的把東西看得很重要。記得結婚時，她送我一部她原本就有的大百科字典做為禮物，她對我說：「我會給你，但是之前，我想先看看。」
她葬在羅馬大墓園裡，父親的身旁。我不喜歡墓地，從來不去看他們。我也沒有真正想過母親。也沒有想過Elsa Morante，然而我和她生活過一段可怕的日子。她死前在醫院裡住了兩年八個月，一星期我去看她三次，都很不愉快，因為她相當任性。我不願想過去，甚至也不想未來。「當前」就已問題重重！那有時間想過去呢？我佩服普魯斯特，他懂得重新建造過去。至於八十歲的我呢，我只想我年輕的新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