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赫茲凡尼
我所寫有關我母親的一切可能會顯得相當殘酷，甚至已經冒犯了不少人。母親的一生是一場絕對的悲劇。她在戰爭爆發前去世。那年我九歲。
她是俄籍猶太人。孩提時代，她經常對我講述她年輕歲月裡許許多多的浪漫故事。她讓我沉醉在騎馬、打獵、乘坐套有三匹駿馬的馬車之旅，她不斷地激發我的想像力。
她的地主父親從事伏特加酒的生產事業。是多年以後，當我開始寫作時，才又記起這些往事。
因為俄國大革命，母親被迫流亡到伊朗，靠近俄國邊境的一個難民營裡。在那擔任翻譯的父親注意到母親，而且娶了她。他讓她生下一個孩子─我─之後，便棄我們而去。在類似祅教僧侶的父親的「神秘色彩」吸引下，母親成為圭爾傑夫（Gurd-jieff，1877─1949。俄國作家，玄學大師，在法國擁有許多信徒。譯註）最早的女門徒之一。我的童年可以說就是生活在魔鬼─母親不斷對我們重複的一個字─這個符號中；母親沉迷在宗教裡，邪魔陰暗的一邊，而非宗教光明的那一面。
父親後來對我說：「基於同情，娶了她，好讓她脫離難民營。」當年父親走後，母親在瘋狂的仇恨下，帶著我四處尋他。童年的我就是在這種介於東方與俄國的衝突中成長。
母親很早就罹患了癌症，而且必須接受一連串的重大手術。每次手術，她就把我寄放在為難民設置的宿舍裡。在那兒我總覺得好像母親不要我了。這些常由一些神秘的、崇拜自然的猶太人經營的寄宿舍，一直令我感到怪異。當母親再回來時，我已經認不出她來。每回她都必需重新馴服我，讓我成為她那強烈的愛之俘虜。她甚至很失望看到我已認不出她來，因為她只有我。有一回，她將我放在法國教會的寄宿舍。幾個月後，她來接我時，我已不會說俄語─很小的時候，我們是說俄語。那真是我們之間的一道鴻溝！從此，我再沒有學過俄語。我之所以放棄這個語言，一定是因為我把這語言與母親結合在一起的關係；從開始懂事，母親對我而言好像就意謂著死亡。她不斷地和我談到死亡，不斷地對我重複「我很快就會死」這句話。她沒有再跟我說這句話是在她真正感覺到就要死去的時候。她把我託付給一個由美國猶太人創立的組織，他們把孩子集中起來送到巴勒斯坦。母親把我交給組織裡一位我不認識的女子，她要把我帶往美國。母親對我說：「我走了。我要死在波蘭。」然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她了。
以後，人們告訴我她死了。當時我沒有任何特殊的反應。大家都等著我流淚。大家都在流淚，除了我。是許久以後，到了青春期，我才開始想她 。愈是回溯到少年時代，想到那只有男性─其中一些瘋狂，希望有朝一日重新收復俄羅斯，把我們看成未來革命戰士的白俄人─沒有女性的艱澀寄宿生活，我就愈加思念母親。在這懷念，惋惜之中，我尤其感受到女性與男性何其不同。無論站在任何角度，女性都是叫人渴望的。由於失去母親，令我對女性感到迷惑。有一段時間，我完全躲在對母親記憶的抽象想法裡。
和母親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雖然短暫，卻是非凡的。這是多年以後，藉著寫作我才得以領悟。那時的母親與童年時的母親完全不一樣了。我相信小時候的我並不愛她。她卻愛我，以一種野性的方式。她的愛是瘋狂的，一個具有吞噬性的猶太女子的愛。
每回把我從沒有溫暖的寄宿舍接走，她就會緊擁著我，她的親吻猛烈地讓我覺得在挨打。我是她唯一的生存理由，沒有我她無法活下去。她希望藉著捷徑拾回逝去的時光，然而她那溫柔過度的捷徑叫人恐懼，她的吻讓我實在承受不了。
看到我所寫的有關母親的文字，自己也很驚訝。她不是溫柔，不是乳房，不是肌膚 。她是內臟，是血，是體內一些可怕的東西，是死亡。在書寫過程中，我再度感受到一般大手術後患者的「不恰當」─身體「裡面」的顯露，就像母親每次動完手術回來，帶著滿身隱藏著可怕東西的疤痕。她身上的組織一塊塊地被挖走。望著她被劃過道道傷痕的軀體，我很早就意識到「裡面」的意義。我應該感謝母親，因為她的關係我才會有這種對事物表面底下的意識感。如果我開始寫作─在畫了最後一系列出自肺腑的畫後─首先就是認為有需要將我和母親之間的關係確定一下。母親的一生波折不斷，對我或許是一種「幸」，否則她必定會將我吞噬。
還記得當我開始寫作的時候，關於母親的第一個畫面；那些手術到末了已使她右臂麻痺，早晨，我的第一件事便是替她按摩手臂，好讓它有些生氣。
記憶中的片斷，不是恐怖就是怪誕，但是我覺得它們都很美，因為母親是一個戲劇性的人物。那時我們住在令母親著迷的南方， Saint Paul de Vence附近一個神奇而偏遠的地方─母親傾向於離群索居的生活。
我們的房子就是今天馬特基金會（Fondation Maeght，著名美術館。譯註）所在地。母親把我的床放在戶外，現在放的是米羅（Miro）的雕像。我可以看到天空和峽谷。我們的生活應當算是貧窮，完全靠著著名的美國雕刻家戴維森（Davidson）─美國總統人像的作者─幫忙，我想他曾經愛過母親。
到了櫻桃成熟的季節，如果母親正好在的話，她給我的不是一捧櫻桃，而是整棵的櫻桃樹。她向Saint Paul de Vence的一個農人買下他整株的收成，好讓我能直接吃樹上的櫻桃。更小的時候，我很喜歡柿子，還記得母親推著坐在獨輪車裡的我，車上放滿了柿子。
母親會拉小提琴，家族中許多親戚都是音樂家。她手臂半麻痺之後仍然繼續地拉。刺耳的小提琴聲曾令我害怕，Saint Paul de Vence一位女猶太籍小提琴手的瘋狂畫面更叫我不安。她還買了一把小提琴給我，要我跟她學。我一直比較喜歡鋼琴。小提琴的表達力太強，我覺得它增長了音樂家渴望取悅人們的需要，它始終只能停留在神經的表層，而鋼琴則可達到較深入的境界。母親讓我感染到一種悲情，一種充滿著抒情詩式的悲觀，一種可以撫慰絕望的詩情，雖然我在寫作上已愈來愈不抒情。就像我試著不拉小提琴，僅藉由鋼琴來表達我的情感。隨著時光，我愈來愈加的含蓄。
一段有關貓的往事：母親的情人們有時會突然騎著大型摩托車出現，那我就會騎在坐在摩托車上的母親的膝上，跟著這些奇異的人一起。有一天，母親的一個情人提了一只籃子來，裡面放著一隻小母貓，他準備把牠淹死在附近的大海裡。我想留下牠，母親也答應了。小貓每天就睡在我的床上。然後，牠生小貓，流了好多血。母親對我說；「是你要這隻貓的，現在你得把小的弄死。」她給我一個水桶，把剛出生的小貓放進去，我必須一直壓著蓋子直到它們死去。然而，母親是一位非常善心的人，她這樣做，只是在教我如何面對生活。
有一回，她把我安置在修女辦的寄宿舍裡，那是一次可怕的經驗。她離去前交給我一窩小雞，修女沒有拒絕，將牠們放在養家禽的院子裡。當母親來接我時，小雞已經長大。母親堅持要帶走。面對著一位法文表達極為困難的女子，那些修女竟殘酷地把雞放了，同時對她說：「那麼妳去抓吧！」我還記得母親像一隻巨大的黑鳥，以她殘廢了的手臂追逐在奔跑的雞群之後。
早先我沒有母親任何的相片或是畫像。對於母親的面容僅僅是記憶中相當模糊的一點。直到幾年前的某一天，一位表兄弟寄來一張母親的相片。非常意外的是她竟然那麼的美。印象中的她是一個性格倔強，崇拜自然的女子，儘管全身遍佈疤痕且少了一個乳房，她照樣赤裸地做日光浴。我一直認為她很恐怖，後來卻發現她是那麼的美。我還記得她經常歌唱。她的名字叫Adèle。
我來自於兩個野蠻的世界，無論從父親或母親任何一方來看。起初，我畫畫，一些愈來愈強烈的畫作，幾乎叫人無法正視。我畫了二十年。之後，慢慢地，寫作教給了我含蓄，也教給我對字義的衡量。我寫作已經二十年，直到最近的幾本書，我才掌握住語言。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是以畫畫的方式在寫作。
實際上，我所有的作品都能以我所寫有關俄皇皮耶（Pierre Le Grand，1672─1725）的一齣戲《冬宮》（Le Palais d’ hiver）來做提要。這齣戲是根據母親講給我的一個真實故事而寫：在朝廷裡，俄皇皮耶的身邊有許多小矮人（故事其實是發生在他的女兒凱薩琳時代），其中兩位瘋狂地相愛了。於是他們請求皇上允許成婚。「當然，我會為你們準備盛大的婚禮。」俄皇皮耶答道。他下令為他們建造一座冰宮，一座真正的，適合他們身材的袖珍宮殿。有冰雕傢具，還有冰雕華蓋床，漂亮極了。俄皇為他們主持了婚禮。婚禮之夜，他讓人將他們關在那座冰宮裡。第二天早晨，兩人都已凍死。母親跟我講的這個故事令我非常感動。日後我所寫的一切，都可以找到這個「愛」的謀殺者、這種對於「奇特」的排斥、肉體結合的狂烈、兩人相逢所代表的力量，還有大權在握者的勢力，以及人性裡殘酷的一面。
我身上一切難以教人接受的，一切令法國人的理性精神難以接受的，都是源自母親。我甚至覺得法語都是我偷來的，因為法語並不是我的母語。或許也是因為母親，我才會處於這種和法國語言及文化─它們令我著迷─相當矛盾的狀況裡。
藉由寫作，我終於找回曾經被我否定了的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