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赫茲凡尼
我所寫有關我母親的一切可能會顯得相當殘酷,甚至已經冒犯了不少人。母親的一生是一場絕對的悲劇。她在戰爭爆發前去世。那年我九歲。
她是俄籍猶太人。孩提時代,她經常對我講述她年輕歲月裡許許多多的浪漫故事。她讓我沉醉在騎馬、打獵、乘坐套有三匹駿馬的馬車之旅,她不斷地激發我的想像力。
她的地主父親從事伏特加酒的生產事業。是多年以後,當我開始寫作時,才又記起這些往事。
因為俄國大革命,母親被迫流亡到伊朗,靠近俄國邊境的一個難民營裡。在那擔任翻譯的父親注意到母親,而且娶了她。他讓她生下一個孩子─我─之後,便棄我們而去。在類似祅教僧侶的父親的「神秘色彩」吸引下,母親成為圭爾傑夫(Gurd-jieff,1877─1949。俄國作家,玄學大師,在法國擁有許多信徒。譯註)最早的女門徒之一。我的童年可以說就是生活在魔鬼─母親不斷對我們重複的一個字─這個符號中;母親沉迷在宗教裡,邪魔陰暗的一邊,而非宗教光明的那一面。
父親後來對我說:「基於同情,娶了她,好讓她脫離難民營。」當年父親走後,母親在瘋狂的仇恨下,帶著我四處尋他。童年的我就是在這種介於東方與俄國的衝突中成長。
母親很早就罹患了癌症,而且必須接受一連串的重大手術。每次手術,她就把我寄放在為難民設置的宿舍裡。在那兒我總覺得好像母親不要我了。這些常由一些神秘的、崇拜自然的猶太人經營的寄宿舍,一直令我感到怪異。當母親再回來時,我已經認不出她來。每回她都必需重新馴服我,讓我成為她那強烈的愛之俘虜。她甚至很失望看到我已認不出她來,因為她只有我。有一回,她將我放在法國教會的寄宿舍。幾個月後,她來接我時,我已不會說俄語─很小的時候,我們是說俄語。那真是我們之間的一道鴻溝!從此,我再沒有學過俄語。我之所以放棄這個語言,一定是因為我把這語言與母親結合在一起的關係;從開始懂事,母親對我而言好像就意謂著死亡。她不斷地和我談到死亡,不斷地對我重複「我很快就會死」這句話。她沒有再跟我說這句話是在她真正感覺到就要死去的時候。她把我託付給一個由美國猶太人創立的組織,他們把孩子集中起來送到巴勒斯坦。母親把我交給組織裡一位我不認識的女子,她要把我帶往美國。母親對我說:「我走了。我要死在波蘭。」然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她了。
以後,人們告訴我她死了。當時我沒有任何特殊的反應。大家都等著我流淚。大家都在流淚,除了我。是許久以後,到了青春期,我才開始想她 。愈是回溯到少年時代,想到那只有男性─其中一些瘋狂,希望有朝一日重新收復俄羅斯,把我們看成未來革命戰士的白俄人─沒有女性的艱澀寄宿生活,我就愈加思念母親。在這懷念,惋惜之中,我尤其感受到女性與男性何其不同。無論站在任何角度,女性都是叫人渴望的。由於失去母親,令我對女性感到迷惑。有一段時間,我完全躲在對母親記憶的抽象想法裡。
和母親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雖然短暫,卻是非凡的。這是多年以後,藉著寫作我才得以領悟。那時的母親與童年時的母親完全不一樣了。我相信小時候的我並不愛她。她卻愛我,以一種野性的方式。她的愛是瘋狂的,一個具有吞噬性的猶太女子的愛。
每回把我從沒有溫暖的寄宿舍接走,她就會緊擁著我,她的親吻猛烈地讓我覺得在挨打。我是她唯一的生存理由,沒有我她無法活下去。她希望藉著捷徑拾回逝去的時光,然而她那溫柔過度的捷徑叫人恐懼,她的吻讓我實在承受不了。
看到我所寫的有關母親的文字,自己也很驚訝。她不是溫柔,不是乳房,不是肌膚 。她是內臟,是血,是體內一些可怕的東西,是死亡。在書寫過程中,我再度感受到一般大手術後患者的「不恰當」─身體「裡面」的顯露,就像母親每次動完手術回來,帶著滿身隱藏著可怕東西的疤痕。她身上的組織一塊塊地被挖走。望著她被劃過道道傷痕的軀體,我很早就意識到「裡面」的意義。我應該感謝母親,因為她的關係我才會有這種對事物表面底下的意識感。如果我開始寫作─在畫了最後一系列出自肺腑的畫後─首先就是認為有需要將我和母親之間的關係確定一下。母親的一生波折不斷,對我或許是一種「幸」,否則她必定會將我吞噬。
還記得當我開始寫作的時候,關於母親的第一個畫面;那些手術到末了已使她右臂麻痺,早晨,我的第一件事便是替她按摩手臂,好讓它有些生氣。
記憶中的片斷,不是恐怖就是怪誕,但是我覺得它們都很美,因為母親是一個戲劇性的人物。那時我們住在令母親著迷的南方, Saint Paul de Vence附近一個神奇而偏遠的地方─母親傾向於離群索居的生活。
我們的房子就是今天馬特基金會(Fondation Maeght,著名美術館。譯註)所在地。母親把我的床放在戶外,現在放的是米羅(Miro)的雕像。我可以看到天空和峽谷。我們的生活應當算是貧窮,完全靠著著名的美國雕刻家戴維森(Davidson)─美國總統人像的作者─幫忙,我想他曾經愛過母親。
到了櫻桃成熟的季節,如果母親正好在的話,她給我的不是一捧櫻桃,而是整棵的櫻桃樹。她向Saint Paul de Vence的一個農人買下他整株的收成,好讓我能直接吃樹上的櫻桃。更小的時候,我很喜歡柿子,還記得母親推著坐在獨輪車裡的我,車上放滿了柿子。
母親會拉小提琴,家族中許多親戚都是音樂家。她手臂半麻痺之後仍然繼續地拉。刺耳的小提琴聲曾令我害怕,Saint Paul de Vence一位女猶太籍小提琴手的瘋狂畫面更叫我不安。她還買了一把小提琴給我,要我跟她學。我一直比較喜歡鋼琴。小提琴的表達力太強,我覺得它增長了音樂家渴望取悅人們的需要,它始終只能停留在神經的表層,而鋼琴則可達到較深入的境界。母親讓我感染到一種悲情,一種充滿著抒情詩式的悲觀,一種可以撫慰絕望的詩情,雖然我在寫作上已愈來愈不抒情。就像我試著不拉小提琴,僅藉由鋼琴來表達我的情感。隨著時光,我愈來愈加的含蓄。
一段有關貓的往事:母親的情人們有時會突然騎著大型摩托車出現,那我就會騎在坐在摩托車上的母親的膝上,跟著這些奇異的人一起。有一天,母親的一個情人提了一只籃子來,裡面放著一隻小母貓,他準備把牠淹死在附近的大海裡。我想留下牠,母親也答應了。小貓每天就睡在我的床上。然後,牠生小貓,流了好多血。母親對我說;「是你要這隻貓的,現在你得把小的弄死。」她給我一個水桶,把剛出生的小貓放進去,我必須一直壓著蓋子直到它們死去。然而,母親是一位非常善心的人,她這樣做,只是在教我如何面對生活。
有一回,她把我安置在修女辦的寄宿舍裡,那是一次可怕的經驗。她離去前交給我一窩小雞,修女沒有拒絕,將牠們放在養家禽的院子裡。當母親來接我時,小雞已經長大。母親堅持要帶走。面對著一位法文表達極為困難的女子,那些修女竟殘酷地把雞放了,同時對她說:「那麼妳去抓吧!」我還記得母親像一隻巨大的黑鳥,以她殘廢了的手臂追逐在奔跑的雞群之後。
早先我沒有母親任何的相片或是畫像。對於母親的面容僅僅是記憶中相當模糊的一點。直到幾年前的某一天,一位表兄弟寄來一張母親的相片。非常意外的是她竟然那麼的美。印象中的她是一個性格倔強,崇拜自然的女子,儘管全身遍佈疤痕且少了一個乳房,她照樣赤裸地做日光浴。我一直認為她很恐怖,後來卻發現她是那麼的美。我還記得她經常歌唱。她的名字叫Adèle。
我來自於兩個野蠻的世界,無論從父親或母親任何一方來看。起初,我畫畫,一些愈來愈強烈的畫作,幾乎叫人無法正視。我畫了二十年。之後,慢慢地,寫作教給了我含蓄,也教給我對字義的衡量。我寫作已經二十年,直到最近的幾本書,我才掌握住語言。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是以畫畫的方式在寫作。
實際上,我所有的作品都能以我所寫有關俄皇皮耶(Pierre Le Grand,1672─1725)的一齣戲《冬宮》(Le Palais d’ hiver)來做提要。這齣戲是根據母親講給我的一個真實故事而寫:在朝廷裡,俄皇皮耶的身邊有許多小矮人(故事其實是發生在他的女兒凱薩琳時代),其中兩位瘋狂地相愛了。於是他們請求皇上允許成婚。「當然,我會為你們準備盛大的婚禮。」俄皇皮耶答道。他下令為他們建造一座冰宮,一座真正的,適合他們身材的袖珍宮殿。有冰雕傢具,還有冰雕華蓋床,漂亮極了。俄皇為他們主持了婚禮。婚禮之夜,他讓人將他們關在那座冰宮裡。第二天早晨,兩人都已凍死。母親跟我講的這個故事令我非常感動。日後我所寫的一切,都可以找到這個「愛」的謀殺者、這種對於「奇特」的排斥、肉體結合的狂烈、兩人相逢所代表的力量,還有大權在握者的勢力,以及人性裡殘酷的一面。
我身上一切難以教人接受的,一切令法國人的理性精神難以接受的,都是源自母親。我甚至覺得法語都是我偷來的,因為法語並不是我的母語。或許也是因為母親,我才會處於這種和法國語言及文化─它們令我著迷─相當矛盾的狀況裡。
藉由寫作,我終於找回曾經被我否定了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