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怪異的女子令貝夏亥（Bécharré）─我母親住的村莊─的全體居民感到恐懼：一位在山頂上奔跑，腳趾斷了一只，在身後留下一條血跡的女子。夜裡，把墳場上新葬的死者挖出，餵他們桑葉，好讓他們生產絲線。大家都叫她女瘋子冉一菲。
村子腳下的峽谷裡有條河，河上有架水車，一到晚間仙女們就會跨坐在水車輪上。她們會大聲地笑、粗俗地笑。
母親住的村子裡有許多這樣的神怪故事。每年暑假我來此地，人們就會講給我聽。
母親喜歡這雪松成蔭，四周綠野，位於黎巴嫩北方海拔二千五百公尺處的村莊。那兒飼養的山羊與村民一樣地多。大家都穿著黑色衣裳，因為服喪期─鄰人與朋友均服喪─是六個月。所以幾乎每個人都是長期地活在死亡的符號下。而我們的感受尤其深刻，因為母親家裡是當地最主要的棺木製造者。我和表兄弟就是在工場牆邊上並列著的木棺中玩躲迷藏長大的。也因此死亡並不令我們害怕。此外，每天下午四點當日頭低落一些，村民散步的地方就是村長辦公室通往墓地的那條路上，而且三五成群的站在墓地門口聊天。所以看到死亡如此經常地出現在我的著作裡，或者「死亡」這個字總是出現在我的書名上，並沒有什麼值得驚奇的。
直到最近我才真正地了解到母親。我一向認為她冷漠、不懂得愛，難以捉摸，不過她極為負責。去年回黎巴嫩探望因病重而住院的母親時，我才突然了解到她在貝魯特的日子一直過得很苦。外形好像縮小了的母親對我吐露了許多心底的話。我發現在她外表下，她依然是一位離不開自己鄉村的農家婦女。
年輕的她，一夜之間，突然變成了一位被流放他鄉的人：她的軍人丈夫將她帶到一個遠離她所熱愛的世界，那裡沒有綠野、沒有山羊，也沒有雪松，而是遍佈瀝青和鋼筋混凝土的大城市。在那裡他讓她生下四個孩子。我還記得─那時我六歲─每天早晨醒來，她就會坐在她的銅床上對我們說：「我跟你們講我昨天夜裡的夢。」而每個夢總是這樣開始：「當我穿越草原的時候……」殘忍的我們竟然嘲笑她，笑她的故事總是發生在草原上。我們完全沒有體會到她和這位像將領統率大軍一般任意指揮我們的軍人生活在一起並不快樂。在工作上時時需要服從，希望晉升又未能如願的他，像小首領一樣地統治著全家。他不在的時候，母親和我們兄弟姊妹都感到無比輕鬆，只要一聽到他的開門聲，大家立即裝出適當的姿態，又都緊張僵硬了起來。
在貝魯特我從來沒有看見母親笑過。可是每逢假期，回到她的村莊上時，她就不一樣了。父親並不回來。三個月裡，她完全像變了一個人似的，她注意穿著、塗抹口紅、出外訪友，甚至在城裡從不提皮包的她也拎起皮包來了。
當然，父親應當是愛我們的。他為我們犧牲，讓我們讀最好的學校，只是從不流露他的感情。我們女孩比較柔順，還能適應他的嚴厲，弟弟可就不同。他對於家中的專制無法長期忍受。這個弟弟在母親日後的生命裡將佔據極其重要的地位。
關於這個弟弟，才十七歲，喬治．謝哈第（Georges Shehade，1910–，黎巴嫩重要法語詩人及劇作家。在法國亦負盛名。譯註）就曾說過：「這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他感情豐富，非常敏感，聰明英俊，而且優秀。有一天，他離家出走了。他來到巴黎，希望在這裡成功成名。他曾寄一些明信片給我：大家在伽俐瑪（Gallimard，法國重要出版社。譯註）的出版品中可以讀到我，我將是二十世紀的藍波（Rimbaud，法國十九世紀天才型詩人。譯註）……然後，突然地，任何消息都沒有了！我們整整九個月不斷地到處尋他，直到他蒼白、顫抖、瘦得不成人形地回到家中的那一天。沒有人願意出版他的詩，「夢」碎了，他開始吸毒。
他回來以後，母親的態度徹底地改變了。對於這生病、消瘦、重新拾回的愛兒，她首先讓他就醫。他住過十二次醫院。但是，那時候，在黎巴嫩，人們是以同樣方式，用電擊來處理瘋子與吸毒者。這是為什麼弟弟真的變瘋了！母親把他帶回家。他才二十歲。今天他已經五十了。整整三十年他們沒有再分離過，彼此緊緊地靠著對方活著。
以前儘管我羨慕他─他曾經有五年的時間把他的詩都唸給我聽─我仍然為母親對他的偏愛而難過。有漂亮衣服穿的，總是他。一個人有一間房的，也是他。然而，父親卻不寬容他，因為他要他成為一個男人，他要他在班上考第一。他嚴苛的對待他，他會把他捆綁起來，任他整夜地躺在客廳裡。第二天上學前才鬆綁。十四歲以後，就沒有再這樣地捆綁他。如果成績考差了，就把他關在門外。因為弟弟身體虛弱，而且怕黑，他會不停地繞著房子轉，同時敲打玻璃窗，慌亂的母親則跟著他一個個窗戶地跑。
我們女孩倒是躲過了身體上的處罰。但是我們仍然害怕。我總是班上第一，不是有雄心，純粹是因為害怕。有一回考了第二，回家時我對自己說：「能被車子撞倒多好！如果住進醫院，他就不會說什麼了？」
母親沒有受很多教育，幾乎可算是文盲。我曾經以她為恥。比方說，當她來學校以她那笨拙、不正確的法文跟校長說話時，我就會為她臉紅，就像我們一同走在街上，我會為她不夠優雅而羞赧。我不覺得她漂亮，我比較喜歡挽著年輕甜美的姨媽的手，她是村子裡公立小學的校長。直到今天，我還因曾經以母親為恥而羞愧。
嫁給父親以前，母親從事護士的工作，後來甚至成為一位外科醫師的助手，在手術當中幫忙。婚後住到貝魯特，有七年的時間她曾照顧無力求醫的窮人。她將她在醫療方面的才能也用在我們身上：她經常拿著針管追在我的身後要替我注射鈣與維他命。在城裡追我們還容易，到了鄉下可難得多了，我們可以在山徑裡跑，我還記得弟弟讓她跳躍溪流的模樣。
今天我的一切都要感激母親，因為初中畢業後，父親不願我繼續讀書。他認為那張文憑足夠了，只要待在家裡等結婚就好。母親堅決反對。今天回想起來，最令我感動的是每當我要幫忙她做家事時，她總是對我說：「不行，你的手是公主的手！答應我永遠不要煮飯，永遠不要洗碗！」很奇怪的，來到法國以後，做飯、洗碗，我都得自己動手，而我竟然愈做愈有興趣！我想是不是因為這樣我可以尋回母親的一些身影。當我做Toboule（黎巴嫩菜。譯注）的時候，我切香芹的方式和她相同，準備沙拉調味料的時候，我也會和她一樣地咬著嘴唇。我還記得弟弟說過，母親做的沙拉如果太鹹，那必定是她有重大的煩惱。
我在黎巴嫩時已經開始出書。母親為此感到無比的喜悅。並不是高興讀這些書，因為她不懂詩，也不懂多少法文，而是因為報紙都在談我，說我是黎巴嫩的第一位女詩人。我的小說，尤其《被製成標本的兒子》（Le fils empaillé）令她感到相當不安。我把內容講給她聽，書中我對父親做了極為嚴苛的評論。她盡全力地希望不要讓父親知道，她叫妹妹看管報紙，請附近書店不要把書放在櫥窗處。但書中一些片斷仍然被譯出刊登在報上。父親氣的恨不得我死。書中談到母親時，我是懷著無限的愛與溫柔，因為僅管她表面冷淡，我相信我從來沒有愛一個人像她愛一個人愛得那般深。
父親死後，母親必須獨自和她病中的兒子一起生活。十年的時間他們就一直住在貝魯特城中心的家裡，即使在炮火的攻擊下她也不願離去。有一天，一顆炮彈落在電梯裡，樓上幾層因此被炸毀，母親卻仍堅持和她那身心不正常的兒子留在瓦礫之下。後來，姊妹她們都不敢再走進這個地區。有時炮轟平息下來，姊姊鼓足勇氣帶著糧食去看他們，並哀求母親離開這個危險的地方。母親卻說：「不可能的，我不會丟下這個家，巴勒斯坦人會來把東西都搶光。」而我自己，每天夜裡，花五、六個小時終於電話聯絡到她時，她卻在砲彈聲中輕鬆地對我說：「妳聽，這是火箭炮。」
還住在黎巴嫩的時候，我曾經試圖讓母親到巴黎來，拋開與父親和弟弟的艱苦生活。我想讓她參觀凡爾賽宮、羅浮宮。她卻說她永遠不會丟下我的弟弟。有時她來看我，僅僅一個鐘頭，因為她替弟弟安排了精確的作息表。八點，她為他梳頭、刷牙、餵他吃早餐。十點，她為他準備咖啡。中午，有正餐……對於這個從少年又變成嬰兒的孩子，她好像又回到奶瓶期。她對他的衣著也毫不馬虎。我們去看她時，她會把正在為他編織的毛衣拿給我們看。後來我終於開始詛咒這個弟弟，是他妨礙了母親的生活，是他將母親束縛得除掉鄉村和市區的家哪兒也不認識。
兩年前，母親跌了一跤，摔斷了骨盆處的骨骼。四天後才被發現：連將母親從地上拖到床上都不行的弟弟，只能靠在她的身旁。這四天，他們彼此能說些什麼？想些什麼？被送進醫院以後，母親還一直認為有一天她會回到自己的家中。她不知道我們已情非得已地將房子賣掉了。
這兩年母親就住在貝魯特附近山中的私人療養院裡。四周一片松林，屬於天主教的區域。她有一間房和一間浴室。房內有兩張床，因為她不願和她的兒子分開。他已經完全幼稚化了。他們看來非常幸福。母親身旁帶著她的「嬰兒」。他在最出色，充滿未來的時候離她而去，等她重新獲得他時，他已是一個不再正常的病人。
一年一次，我回黎巴嫩探望母親。並不是沒有任何的風險，因為我持的是法國護照。她已不再下床。很奇怪地，為了我們的教育，生活一直極其樸實刻苦的她─為了儉省，她會將穿了十年的大衣翻面再穿─竟然在醫院裡變得愛漂亮起來。她要我們為她準備粉紅色的睡袍，還要相配的睡衣，好像希望挽回逝去的年華。她的時間除了看電視，最主要還是用在陪伴那只會和她說話的兒子。
母親一直很虔誠地信奉天主，連她的名字─Christine都那麼接近基督（Christ）。每當望著她時，就會想起以前她常常對我們重複下面這段好像出自聖經的話：「我為你們釘在十字架上，你們飲我的血！」
當弟弟失意落魄、沉淪無助地回到黎巴嫩時，他連行李都沒有拿。不過，他去法國時沒有帶走的詩，母親都幫他保存了下來。二十年來我不斷地向她要這些詩，她始終不肯答應。她把它們像聖人遺物一樣地珍藏著，不願給任何人，而她本身卻看不懂這些詩。一年前她終於把它們交給了我。可惜這些詩是弟弟年少時最初期的作品，很不成熟，自然無法出版。弟弟的傑作消失在他那場一直沒有得到解釋的風暴裡。
令人覺得感動和不可思議的是，看來像一百其實才七十三歲的母親，無怨無悔，永不疲倦地鍾愛著這個失而復得的兒子─一位失落的詩人。
